探秘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年收入和支出


联络京官,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。曾国藩做京官多年,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。曾国藩致送的对象,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。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,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:“同乡京官,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。” 这笔钱,每年至少数千两。

除了炭敬,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。如前所述,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。有人出差路过,他除了请人吃饭,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。

至于“别敬”,则频率较低,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。同治七年(1868)七月二十日,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。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,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。在出发之前,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。

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?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“别敬”。多年没有入京,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,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。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“核别敬单”,“定别仪码”,“定分送各单”,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。在给儿子的信中,他说:“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,三江两湖五省全送,但不厚耳。”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,他仍然认为不厚。

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“好处费”

除去人情往来,官场上的“潜规则”更需要大笔银子。

同治七年,捻军被消灭,天下大致平定,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“部费”问题。

按照清代财务制度,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,编成清册,送交户部。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,审查合格,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。因此,报销过程中,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。

如果户部高抬贵手,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;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,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。那么,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?视“部费”也就是“好处费”多少而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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